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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亚太竞争性共处模式探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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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三,中美在亚太仍有调和空间。尽管美对华全面竞争意味突显,但双方利益并非截然对立,在某些领域也仍有合作必要。首先,美难以在经贸领域完全“
第三,中美在亚太仍有调和空间。尽管美对华全面竞争意味突显,但双方利益并非截然对立,在某些领域也仍有合作必要。首先,美难以在经贸领域完全“脱钩”。一是中美贸易摩擦不利于依赖中国产品的美国消费者,也不利于农业、能源等依赖对华贸易的群体,从而有损特朗普执政基础。二是美国不少战略界人士担心中美“脱钩”会导致中国在安全问题上对美更加“强硬”,拒绝与美在重大问题上合作,同时中美经贸的“脱钩”将引发亚太乃至全球经济体系与供应链的根本改变,美国是否有决心承受值得质疑。[注]Ali Wyne, “The Security Risks of a Trade War with China: Why the U.S. Should Be Wary of Economic Decoupling,”
其次,双方在安全上不至全面对抗。目前,尚不足以得出结论称美国印太战略已形成全面遏华态势。美国国力捉襟见肘、赤字高企,特朗普经济战略前景不明,使美国难以大规模投入有效资源。日本安倍政府谋求改善对华关系,澳大利亚政府强调中、美是澳“最重要的两个伙伴”,印度、东盟主张印太战略的“开放性”,表明这些国家均不愿完全随美起舞。从中国看,战略界对美国印太战略倾向于“两分法”的认知。一方面承认其潜在风险,指出该战略导致中国两线受制的可能性上升,[注]叶海林:“‘印太’概念的前景与中国的应对策略”,《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8年第2期,第1~14页更有观点认为美国旨在打造对华“新冷战同盟”,[注]赵明昊:“‘印太战略’与中美地缘政治竞争”,
实际上,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对“美日澳印”搞“亚太小北约”的强烈反弹相比,中方对美国印太战略的反应低调而有弹性,一方面是因为对亚太现有格局拥有充分自信,另一方面中美交往深度、广度的扩大也使中国认为美难以真正对华实施遏制。由此,中国会使用避实就虚、渐进稳妥、多方下注、政经并行的方式消解印太战略的不利影响。换言之,中国不会与美国展开公开对抗,但中国会继续以柔性、渐进性、低调的方式强化在印太地区的全方位影响力,既实现对核心利益的维护,也尝试拓展海外利益。
最后,在一些领域双方仍有合作需求。一是双方均不想承受长时间贸易冲突的代价,均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二是双方均有管控危机的需求。尽管特朗普政府停止了中美曾经建构起来的多种双边交流机制,但对“政治与安全对话”机制情有独钟,体现出其在中美关系不确定状态下要求保持军方沟通、防止误判的需求。2018年11月双方几经周折最终召开的“政治与安全对话”重申危机降级与管控的重要性并展开相关机制磋商,也重申了在朝核问题上合作的重要性,美还希望中方在阿富汗、反恐等议题加强合作。
第四,地区国家的“选择困境”为中美竞争设定安全阀。在中美之外的亚太国家可以分为几类:一是美国的条约盟友,有日、韩、澳、泰、菲;二是美国的“准盟友”,如印度、新加坡;三是美国的“新型伙伴”,如越南、印尼、蒙古等;四是在中美之间较为中立的国家如马来西亚、缅甸;五是老挝、柬埔寨、朝鲜等与中国关系更为密切的国家。在美国的条约盟友中,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在安全上跟美国关系最为密切,但经济上却与中国难以割舍。就东盟而言,中国是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是第三大贸易伙伴,东南亚已成为区域产业链的重要构成。美对华贸易战使高度依赖出口的泰国、菲律宾、越南和高度依赖服务和转口贸易的新加坡深受冲击,但也为某些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提供了契机。在未来亚太经济结构的重构中,对地区国家最有利的是充分挖掘中美各自优势,顺应两国政策变化,防止中美走向经济零和,从而在新一轮供应链调整中受益。
尽管美国一向在地区安全关系占有优势,并试图通过同盟、伙伴、多边平台等形式主导安全话语权,以反恐、海上安全、人道主义救援等议题强化安全存在,但也应看到,中国所主张的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也得到地区国家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各方均将加强安全合作、构筑战略互信作为对华关系的重要方面。中美竞争性上升同时,仍有一定合作空间,这一现实也促使地区国家增强了选择的主动性和弹性,为中美亚太“竞争性共处”提供了可能。
三、健康竞争:中美“竞争性共处”的应有之义
“竞争”一词在中美的政治文化语境中有较大差异。中国文化主张“和为贵”,崇尚“关系”,即便竞争存在,也不愿赤裸裸地谈论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这有可能导致被亚太国家批评为对外战略缺乏透明度,使国际社会对中国对外政策的真实意图了解不够准确。而与此相反,美国文化主张公共政策的公开透明,在公开的战略文件中,美国毫不掩饰其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意图。正如上文所言,美国对中国的巨大担忧从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接替日本成为“世界老二”之时就已开始,在如此“心魔”的映照下,中国所有的对外行动均被放置在“崛起国与守成国”的关系结构下加以衡量,中国一些主动举措的含义被放大了数倍。而随着中国外交由“韬光养晦”向“积极有为”的转变,美国对中国的担心更无以复加,从而产生了上文提到的“范式转变”。
文章来源:《亚太经济》 网址: http://www.ytjjzz.cn/qikandaodu/2021/0319/5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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