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探战后美国的亚太战略重心由大陆向岛国的转(5)

四、小结

从1947年开始，随着中国国民党在大陆的节节败退，特别是面对国民党的极度腐败无能，美国转而扶植日本。实际上，即使国民党政权最后取得了胜利，当与社会稳定、经济强大的日本相比较，它仍然是一个脆弱和不可靠的同盟。这一事实也使得那些认为蒋介石军队1949年最后的失败是导致1950年早期美国介入亚洲事务原因的说法不攻自破。1947年初，美国政府就不得不承认中国社会的混乱将会削弱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一个美国人给他在上海朋友的信中写道：美国不得不将注意力转向日本，中国的不稳定阻碍了它在今后对外输出产品以及它在地区经济中所扮演角色的发挥[8]111。美国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在中国丢失给共产主义之后，在亚洲建立起一个由日本支配下的资本主义势力范围[2]60。到1947年春天，关心日本的美国官员提出要利用日本的过剩工业能力服务于整个亚洲地区的经济复苏，美国要持续地帮助日本促进其贸易的发展，直到这个国家成为亚洲经济增长的“发动机”[1]30。美国不再像对待欧洲那样全面地对亚洲实行马歇尔计划，而是以日本为重点扶植对象，进而带动整个地区资本主义阵营经济发展的策略。在此背景下，美国开始将亚太战略重心由中国大陆转向岛国——日本，美国也开始全力扶持战后日本经济的崛起，包括支持日本与东南亚资本主义阵营的结合、开放美国市场、推动日本重返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等。而随着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和中国入朝作战，美国迅速加快了亚太战略重心由大陆向岛国——日本的转移，美国以日本为中心的亚太冷战战略圈迅速形成，日本也就得以充分利用美国的这一亚太战略迅速实现了经济的起飞。

战后的美国成为比任何一个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更繁荣、生产力更高的国家，然而战争对世界的摧残使得战争中强大起来的美国不得不承担起重建战后世界经济体系的责任，美国人也担心西欧、日本和亚洲的前殖民地地区会成为美国巨大的负担。对西欧来说，不仅因政治对峙难以进入东欧，而且西欧殖民国家也不可能再延续过去与南亚、东南亚那样的殖民贸易关系。日本的东亚共荣圈破灭后在亚洲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使得其难以恢复传统的西方宗主国与东南亚的关系。美国一方面担心西欧和这些殖民地会无限期地成为美国的负担，长期依赖美国的援助来维持经济秩序；另一方面从冷战角度考虑，将它们抛弃又是政治上所不能允许的。同样，美国也担心战败后经济极度困难的日本也会成为美国的负担，日本国民经济因战争轰炸和封锁而彻底崩溃，战争摧毁了日本经济的1/4。日本1946年的工业产值仅为10年前的30%，1947年日本进口总值为5．26亿美元，出口总值仅为0．74亿美元，在7 200万日本人口中有超过210万人战死，更有成千上万的人受到了身体或心理上的伤害，到战争结束时，尚有700万日军和日本国民暂留海外，在日本的200万朝鲜和中国劳工等待解救，大约1 300万日本人失业[1]215。战后的日本贸易严重失衡，至1947年，日本的贸易赤字已达80亿美元，仅1949年美国向日本提供的援助就达9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向日本提供援助旨在恢复日本正常的生产能力，进而减轻美国纳税人的负担[2]19。一、战后美国实行以中国为重心的亚太政策战后初期美国政府实行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政策，扶植和控制中国国民党政府，将东亚战略的重心放在中国一边。美国试图通过限制日本来实现东亚地区的势力均衡，从而使中国在战后充当一个重要的地区角色。“借助国民党中国”这一新计划的提出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次修正，是马歇尔计划在亚洲的翻版，这是就其政治目标而言，而不是就其规模和持续时间而言[3]。早在二战期间，罗斯福就坚持将中国看作一个大国，尽管他对国民党在战争中的军事能力深感失望，但仍然认为在世界四大警察中，中国可以担当起其中一支维持战后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罗斯福曾说：“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在思想上和实际行动上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更接近于我们美国人，一个强大民主的中国将会推动整个远东的经济和政治进步。”[4]53早在1928年国民党名义上控制全中国后，美国就已正式宣布承认国民政府，二战期间与国民党结盟，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尤其受到美国政府的欣赏，美国政府内的“中国派”赞扬蒋介石以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来捍卫自由的努力，而且蒋介石“笃信”基督教，其妻宋美龄又在美国接受教育，这一事实更加提升了蒋介石作为西方价值观代言人的形象。1945年8月5日日本投降后，美国担心中国爆发全面内战，鼓励建立国共联合政府，他们乐观地相信国共两党在过去可以合作，现在战争结束后仍可再次合作。1945年12月，杜鲁门总统派遣马歇尔将军到华负责调停国共两党的分歧，尽管很快签订了停火协议，但由于国共双方互不信任，使协议成为一纸空文。1946年6月，蒋介石对东北的共产党发动单边军事进攻，使马歇尔的调停彻底失败。1947年1月，马歇尔承认调停失败，并埋怨道：“要给中国带来任何和平的奢望都具有难以克服的障碍”[4]54。战后美国为推行扶蒋反共的政策，实行“借苏扶蒋”的策略。早在1944～1945年间，斯大林就一再向美方保证，苏联只承认和支持蒋介石，并明确说明他认为没有哪个中共领袖有足够的力量统一中国。1945年6月，根据美国授意，蒋政府派代表团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美国的压力下，蒋介石吞下了出让东北的许多权益和事实上承认外蒙古独立的苦果，换得苏联不支持中共的承诺，斯大林还当面向宋子文表示，中国只应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只应有一支军队，共产党编入国军是当然之事，后一点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苏联之所以选择国民党，其原因在于苏联认为中共力量太弱不足以推翻国民党，而国民党不足以威胁到苏联在东亚的利益。另外，斯大林与中共领导人有着思想路线方面的分歧，毛泽东坚持的依靠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被斯大林称作修正主义，其理论被看作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借苏联压中共是美蒋一致的立场，不过美国以为可以此促进和谈，而蒋却认为借此可以更加放手诉诸武力。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国政府的基本对华政策就是扶蒋反共，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然而，抗战结束后，蒋介石的权力只限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然被日本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一个中央政府的影子都没有”。为助蒋抢占地盘，8月15日，总统杜鲁门的《一号通令》要日本天皇命令中国战区的日本海陆空将领除满洲外都向蒋介石投降。杜鲁门认为，假如美国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拿过去，因此，美国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做守备队，直到能将国民党的军队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为了帮助国民党抢占战略要地，美国出动了大批飞机和舰船，组织了所谓“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空运和海运”。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数字，美国共运送了40～50万蒋军至新的驻地，派出5万美军陆战队守备这些阵地，蒋军得以缴获120万日军的绝大部分装备和物质储备[5]125。与此同时，美国通过派遣军事顾问团和延长《租借法案》来扩建国民党的海陆空军，加强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及镇压革命的手段。1946年3月，美国政府成立了派赴国民党政府的军事顾问团以帮助蒋介石策划内战，杜鲁门训令国务卿、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指出这一顾问团的目标是帮助中国政府发展现代化的军队，并向其提供这方面的意见，以便使中国政府完成它在国际协议下必须承担的义务，并对中国解放区建立起完全的控制权，也包括满洲与台湾在内，维持国内的和平与安全。同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军事援助法案》，副国务卿艾奇逊宣布美国将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价值5 170万美元的补给装备。8月13日，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签署了《中美战时剩余物资出售协定》，根据这项协定，美国将其存放在中国、印度以及太平洋17个岛屿上的原价为9亿美元的剩余战时物资以1．75亿美元的低廉价格出售给国民党政府。据统计，从抗战结束到1946年6月，美国向国民党提供了13．55亿美元的战争物资，共装备了国民党军队的45个师，为国民党训练各种军事人员15万以上[6]。1947年10月底，美国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签署所谓《中美救济协定》，美国向国民党提供2 700万美元的各种物资。1948年4月2日，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通过了《1948年援外法》，其中第401～407节为援华部分，也称作《1948年援华法》，总额为4．63亿美元，为期一年，其中1．25亿美元为“特别赠款”，由“中国政府自行规定使用”。后来，众议院因财政困难削减了整个《援外法》的数额，相应削减为总数4亿，特别赠款数目不变。根据美国《白皮书》的统计，美国在抗战结束后给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可以美元计算的为10亿军援和10亿经援，而更为重要的援助是无法以美元估价的，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助蒋重新部署陆军和遣返日军，占领关键地区和控制主要交通线以及派遣军事顾问团[5]132。然而，美国几十亿美元的各种援助终究未能挽救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失败的命运。美国驻华联合军事顾问团得出结论：除非派遣美军在中国作战，否则不论美国给多少军事援助都无济于事[7]。随着1947年冷战的开始和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的三大战役战略决战的胜利，面对国民党军事上无可挽救的失败和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美国对东亚的政策重心逐渐转向日本。二、战后美国的多边主义与东西方平衡战略战后美国奉行多边主义，试图建立一个多边全球经济体系。经济繁荣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合作的基础，这一点对于美国战略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美国领导人因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未能推动世界贸易而“内疚”。的确，两次大战期间美国提高关税，将大萧条出口到了欧洲，保护主义的盛行导致全球经济彼此孤立，世界贸易因此难以复苏。二战使美国领导人确信，一个基于规范贸易失衡和摈弃保护主义的多边世界经济对于阻止民族政治冲突是很有必要的。然而，美国的多边主义却遇到战后世界经济形势恶化、美元短缺的现象，战后许多国家都缺少足够的美元购买美国的产品，全球贸易失衡引起的美元短缺主要是每年美国的出口贸易盈余超过100亿美元。由于战争、国际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以及欧洲传统殖民主义体系的崩溃，战后外国对美国产品的需求远远超过美国对其他国家产品的需求。然而，全球美元短缺的问题又使美国战后潜伏着经济危机，这也不利于美国多边政策的实施。战后的日本也同样面临着美元危机，日本大约90%的进口是来自美国，而大约65%的产品是出口到亚洲，因而，日本需要硬通货支付从美国进口的产品，但日本从其出口中获得的又大都是不能兑换为美元的软货币[1]241。在全球贸易恶化的背景下，日本在1947年的出口和进口更是只有战前的4．3%和18．6%的水平，而日本在远东地区的贸易角色以及在美国实现多边战略的地位都使得美国不得不考虑复苏日本经济。战后美国决策者制定了一个全球经济战略构想：欧洲(尤其西德)和日本在美国计划中扮演关键角色，它们的复苏是至关重要的。美国试图以具有强大工业实力的盟友为支柱构建起世界三个经济区，即以美国作为西半球的经济中心，以日本作为亚洲的生产中心和以欧洲作为欧洲、非洲和中东的生产中心。世界其他地区皆作为这三大生产中心的边缘地区，大西洋同盟依靠与西德的经济合作，而太平洋同盟则依靠与日本和美国支配下的国际资本主义集团的经济合作。这一战略构想意味着美国的援助和其他一系列措施将会推动欧洲和日本对外贸易的复苏。保住日本这一太平洋同盟旨在维持冷战均衡和为美国制造商建立一个有利的全球经济气候。日本的潜在生产能力很容易转化为现实的军事能力，因为工厂和技术劳动力是建立军事机器的基础。美国要不惜代价保住这一战败的敌人对美国的忠诚以维持对苏联集团的压倒性优势。全球均势的考虑是很重要的，日本倒向苏联集团将不可避免地使天平转向有利于苏联一方，而保持日本的忠诚的关键就是经济合作计划的成功。尽管统治者也需要美国的军事支持以应对外部“入侵”和镇压内部叛乱，但不管怎样，美国能否成功实现全球战略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满足日本经济的发展。如果将亚洲与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比较的话，日本就是亚洲的德国，德国是欧洲生产的引擎机(spark plug)，日本则是亚洲的发动机，因为日本是东亚地区唯一的工业中心[8]15。进一步将日本和德国相比较的话，两国都是战败国，都由美国占领，都具备潜在的工业技术扩张能力，且都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只是因战败面临着沮丧。因此，就像德国的复苏将被期待为刺激欧洲的经济增长一样，日本的经济复苏也被认为将会间接地有助于给整个远东地区带来良好的经济环境。1948年3月，华尔街的银行家威廉·德雷珀向一名国会委员解释道：如果隔断日本传统的原料来源地和市场销售地的话，日本将难以向美国出口足够的产品来支付进口基本的原料，因此，打破这一恶性循环的条件就是确保日本获取非美元区的原料供应地，因而，实现日本经济自立的目标成为美国亚洲政策的基石。援助重建日本的经济比起援助一个即将败于毛泽东的国民党政权更得到美国的优先考虑[2]19。在威廉·德雷珀看来，复苏日本经济而不出现中国式的革命是远东地区稳定的先决条件。从战争的影响来说，日本将为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复兴提供一个关键的支撑点[9]。实际上，早在1947年春季，美国政府内关心日本的官员就提出，日本的工业潜力能够也应该被动用起来为整个亚洲地区的经济复苏积极服务，只是美国政府内部特别是国务院和国防部之间就采取何种方式支持日本经济尚有分歧。战后面临亚洲贸易恶化和世界经济不均衡的形势，美国官员试图恢复和强化战前延续了80年的传统贸易模式。战前，远东贸易占世界贸易的15%，而1947年仅占8%，并且仅有战前41%的水平。日本的出口和进口分别只有战前4．3%和18．6%的水平。英国最具经济价值的殖民地马来西亚的出口在1947年是日本的10倍，达到4．37亿美元。过去远东经济可以帮助欧洲和世界平衡美元贸易，然而，战后随着日本和亚洲传统贸易模式的崩溃，远东在1947年出现12亿美元的赤字。贸易形势恶化使美国官员早于1946年就已意识到日本在亚洲和世界经济中可能扮演的重要角色。美国国务院经济事务部的官员呼吁给予日本在国际上最有利的地位并即可恢复日本的私人贸易以推动全球经济的复苏。他们认为日本生产能力的恢复是亚洲贸易复兴的关键，同时如无邻国的原料和市场，日本的复苏也注定失败。在一份经济学家提交给日本外务省的报告中就指出，日本工业的复苏将会有助于东亚各国的快速工业化和本地区各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日本工业的复苏将会积极推动亚洲地区包括日本的现代化，而且如果一个贫穷、人口众多的亚洲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那也将会为美国和欧洲提供巨大的市场，因而也就有利于整个世界的繁荣[10]85。很多学者往往将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看作是冷战的产物，的确，华盛顿的战略家们主要关心的是保护日本作为战后的同盟以维持有利的势力均衡。美日两国的经济合作早在二战前就已非常广泛，两国在自由贸易、亚洲经济的发展和遏制亚洲共产主义革命方面都有着共同的利益。日本和美国的领导人以及两国公司之间都有着强大的联系和共同的世界观[8]6。由于不存在苏联攻击美国的直接威胁，美国试图获取保守的日本忠诚于美国，美国政府认为保证日本忠诚于美国在亚洲战略目标的唯一方式就是复苏日本的工业，因此，保护日本这一太平洋盟友和维护亚洲均势的主要方式就是推进日本经济的复兴。美国占领当局也就不得不向日本保证，在不与共产主义亚洲地区贸易的情况下，保留在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集团内，日本经济同样能够实现繁荣。另外，1947年国民党对中共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失败，中国革命的节节胜利，也使得美国不得不将东亚政策重点移向日本。三、日本的战略地位与美国对亚太战略重心的转向日本拥有巨大的工业潜力和足够的人力资源来支持自由世界的经济复苏。就工业活力指数来说，战后日本仍有50个百分点，每年日本制造的产品附加值大约27亿美元，从这一点来说，日本可以将当前的需求订单至少增加10亿美元，也就是当前需求订单价值增加至当前价值的五倍。很明显，美国当前的政策就是要尽全力动用日本的这一工业潜力[10]90。然而，日本工业潜力的启动却因难以获取必要的原料而受限，日本需要进口32亿美元的原料和食品才足以启动其工业潜力。1947年冷战正式开始以前，华盛顿也意识到了远东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并且认识到了日本经济在整个远东地区的重要作用，但直到1947年冷战出现，特别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和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才逐渐将日本看作是替代中国扮演地区角色的理想代理者。1947年5月8日，国务卿艾奇逊宣布，日本和德国应该分别发展成为亚洲和欧洲的最大加工厂。美国陆海空协调委员会提出立即将对日政策由民主改革转向复苏日本经济。1948年1月22日，白宫命令麦克阿瑟实施SWNCC(State-Army-Navy-Air Cordinating Committee )384计划，要求其采取一切可能必要的措施并以和平和自立为基础来复苏日本经济。在此文件的指导下，陆军副秘书长威廉·德雷珀又向麦克阿瑟提交了一份要使日本在1950年前实现经济自立的计划。为达到此目的，美国拨款1．2亿美元作为对日援助，德雷珀劝说麦克阿瑟取消日本对外赔款和停止解散财阀。美对日政策开始转变方向，重点由促日本非军事化和民主化转向扶植日本，重新武装日本，打击左派势力，以便将日本纳入“遏制”政策的轨道，成为美国在远东依靠的重点。日本经济的复苏面临着一个问题，即丧失了原料进口和销售市场的地区，1943年到1945年几乎所有的日本海外贸易都是与满洲、朝鲜、华北、台湾和东南亚进行的。现在所有这些地区几乎都被“敌意”的政权统治着，日本和中国的贸易额从1940年代早期的6亿美元跌至1948年的7百万美元。战前日本的殖民地和帝国区域为日本提供了大约进口(大部分为原料)的30%和出口的37%，现在美国决策者在反问自己，日本在丢失了满洲、华北、朝鲜、台湾和东南亚地区后将在亚洲与谁贸易，1941年以前这些地区承担了日本大约35%的原料进口和吸收了日本出口的40%的产品[10]88。日本投降后，有日本经济学家直接向日本外务省提交一份报告，指出了战前日本殖民地的丢失对日本经济产生的影响：长期以来，殖民地和帝国领域与我们国家形成了一种劳动分工的关系，他们不仅为我们提供了食品(大豆、玉米蔗糖等)，而且还为我们提供了纺织品和其他工业制成品的市场，同时他们也是我国过剩人口的移居地。尤其最近几年工业多样化呈现出很大发展，在所谓的日满华共荣圈的发展计划中，根据不同地区的优势布置不同的工业，例如钢材、冶炼厂和发电厂要集中于日本本土以外，特别是自然资源丰富的满洲和华北。尽管日本在海外(帝国内)的各种工业设施与军事目的相关，但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基础也将会因丧失帝国内工业化所获取的利润而受到极大削弱，除非日本能不受国界限制地开展自由贸易[10]84。实际上，日本工业的发展在近代一直都严重依赖出口刺激、战争和帝国在亚洲的扩张。1905年的日俄战争和一战刺激了日本重工业的发展，在中国问题上通过与英美合作，日本在中国大陆站稳了脚跟，并于1930、1940年代成长为一个大帝国，日本本土提供36种必需金属中的6种，它没有棉花和焦炭，仅有很少的铁矿石和满足其石油需求的1/10，也只有满足国民食品需求的80%，日本经济很相近于二战后的英国，除了日本不再是帝国外，日本和东南亚构成了日本整个自然贸易区域，巨大的经济压力就足以最终将日本推向苏联一边[8]69。日本经济对外部的严重依赖性使得美国在战后不得不为日本经济寻找出路以稳定日本社会和满足美国的冷战战略需要。1946～1947年日本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此时政府为支付军费开支印制了大量货币，但战后民用物资短缺使得消费品价格依旧居高不下，早在1945年日本政府对价格就已失控。尽管占领当局SCAP(盟军最高司令部 )强加限制了食品和必需商品物价的上涨，但到1946年中期，通货膨胀率仍平均高达700%。1946年5月，SCAP任命成立了经济稳定委员会协调经济的有序运行，委员会经过分析认为通货膨胀率是由于过度需求和供应不足引起的，因此对日本的战略就是优先增加生产。1946年占领当局实施紧急金融措施，阻止银行储蓄大量撤出，同时支持进口，提高钢铁和煤炭关键行业的生产能力。但是，战时政府欠工业界的战债使得日本经济的复苏更加困难，也使得本已恶化的通货膨胀雪上加霜。私人企业声称政府因军工生产、军事扩张和战争损失欠他们700亿日元的战债，这一数据是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的三倍还多，偿还债务使政府可能会印刷更多的货币，然而，美国迫使日本国会取消了政府欠企业的债务以惩罚企业对战争的支持。许多企业从商业银行那里也有不少贷款，面对企业破产的危机，尽管占领当局取消了政府欠企业的债务，但各个银行仍强迫企业偿还贷款。复杂的债务关系也使占领当局不得不考虑采取措施以稳定日本整体经济。四、小结从1947年开始，随着中国国民党在大陆的节节败退，特别是面对国民党的极度腐败无能，美国转而扶植日本。实际上，即使国民党政权最后取得了胜利，当与社会稳定、经济强大的日本相比较，它仍然是一个脆弱和不可靠的同盟。这一事实也使得那些认为蒋介石军队1949年最后的失败是导致1950年早期美国介入亚洲事务原因的说法不攻自破。1947年初，美国政府就不得不承认中国社会的混乱将会削弱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一个美国人给他在上海朋友的信中写道：美国不得不将注意力转向日本，中国的不稳定阻碍了它在今后对外输出产品以及它在地区经济中所扮演角色的发挥[8]111。美国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在中国丢失给共产主义之后，在亚洲建立起一个由日本支配下的资本主义势力范围[2]60。到1947年春天，关心日本的美国官员提出要利用日本的过剩工业能力服务于整个亚洲地区的经济复苏，美国要持续地帮助日本促进其贸易的发展，直到这个国家成为亚洲经济增长的“发动机”[1]30。美国不再像对待欧洲那样全面地对亚洲实行马歇尔计划，而是以日本为重点扶植对象，进而带动整个地区资本主义阵营经济发展的策略。在此背景下，美国开始将亚太战略重心由中国大陆转向岛国——日本，美国也开始全力扶持战后日本经济的崛起，包括支持日本与东南亚资本主义阵营的结合、开放美国市场、推动日本重返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等。而随着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和中国入朝作战，美国迅速加快了亚太战略重心由大陆向岛国——日本的转移，美国以日本为中心的亚太冷战战略圈迅速形成，日本也就得以充分利用美国的这一亚太战略迅速实现了经济的起飞。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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