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探战后美国的亚太战略重心由大陆向岛国的转(2)

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国政府的基本对华政策就是扶蒋反共，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然而，抗战结束后，蒋介石的权力只限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然被日本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一个中央政府的影子都没有”。为助蒋抢占地盘，8月15日，总统杜鲁门的《一号通令》要日本天皇命令中国战区的日本海陆空将领除满洲外都向蒋介石投降。杜鲁门认为，假如美国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拿过去，因此，美国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做守备队，直到能将国民党的军队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为了帮助国民党抢占战略要地，美国出动了大批飞机和舰船，组织了所谓“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空运和海运”。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数字，美国共运送了40～50万蒋军至新的驻地，派出5万美军陆战队守备这些阵地，蒋军得以缴获120万日军的绝大部分装备和物质储备[5]125。

与此同时，美国通过派遣军事顾问团和延长《租借法案》来扩建国民党的海陆空军，加强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及镇压革命的手段。1946年3月，美国政府成立了派赴国民党政府的军事顾问团以帮助蒋介石策划内战，杜鲁门训令国务卿、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指出这一顾问团的目标是帮助中国政府发展现代化的军队，并向其提供这方面的意见，以便使中国政府完成它在国际协议下必须承担的义务，并对中国解放区建立起完全的控制权，也包括满洲与台湾在内，维持国内的和平与安全。同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军事援助法案》，副国务卿艾奇逊宣布美国将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价值5 170万美元的补给装备。8月13日，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签署了《中美战时剩余物资出售协定》，根据这项协定，美国将其存放在中国、印度以及太平洋17个岛屿上的原价为9亿美元的剩余战时物资以1．75亿美元的低廉价格出售给国民党政府。据统计，从抗战结束到1946年6月，美国向国民党提供了13．55亿美元的战争物资，共装备了国民党军队的45个师，为国民党训练各种军事人员15万以上[6]。1947年10月底，美国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签署所谓《中美救济协定》，美国向国民党提供2 700万美元的各种物资。1948年4月2日，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通过了《1948年援外法》，其中第401～407节为援华部分，也称作《1948年援华法》，总额为4．63亿美元，为期一年，其中1．25亿美元为“特别赠款”，由“中国政府自行规定使用”。后来，众议院因财政困难削减了整个《援外法》的数额，相应削减为总数4亿，特别赠款数目不变。根据美国《白皮书》的统计，美国在抗战结束后给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可以美元计算的为10亿军援和10亿经援，而更为重要的援助是无法以美元估价的，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助蒋重新部署陆军和遣返日军，占领关键地区和控制主要交通线以及派遣军事顾问团[5]132。

然而，美国几十亿美元的各种援助终究未能挽救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失败的命运。美国驻华联合军事顾问团得出结论：除非派遣美军在中国作战，否则不论美国给多少军事援助都无济于事[7]。随着1947年冷战的开始和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的三大战役战略决战的胜利，面对国民党军事上无可挽救的失败和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美国对东亚的政策重心逐渐转向日本。

二、战后美国的多边主义与东西方平衡战略

战后美国奉行多边主义，试图建立一个多边全球经济体系。经济繁荣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合作的基础，这一点对于美国战略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美国领导人因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未能推动世界贸易而“内疚”。的确，两次大战期间美国提高关税，将大萧条出口到了欧洲，保护主义的盛行导致全球经济彼此孤立，世界贸易因此难以复苏。二战使美国领导人确信，一个基于规范贸易失衡和摈弃保护主义的多边世界经济对于阻止民族政治冲突是很有必要的。然而，美国的多边主义却遇到战后世界经济形势恶化、美元短缺的现象，战后许多国家都缺少足够的美元购买美国的产品，全球贸易失衡引起的美元短缺主要是每年美国的出口贸易盈余超过100亿美元。由于战争、国际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以及欧洲传统殖民主义体系的崩溃，战后外国对美国产品的需求远远超过美国对其他国家产品的需求。然而，全球美元短缺的问题又使美国战后潜伏着经济危机，这也不利于美国多边政策的实施。战后的日本也同样面临着美元危机，日本大约90%的进口是来自美国，而大约65%的产品是出口到亚洲，因而，日本需要硬通货支付从美国进口的产品，但日本从其出口中获得的又大都是不能兑换为美元的软货币[1]241。在全球贸易恶化的背景下，日本在1947年的出口和进口更是只有战前的4．3%和18．6%的水平，而日本在远东地区的贸易角色以及在美国实现多边战略的地位都使得美国不得不考虑复苏日本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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