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亚太经济形势回顾及面临的挑战(3)

三、亚太经济长期挑战：结构性与政策性问题交织

亚太经济发展面临着长期性挑战，其中既有结构性问题累积带来的隐患，也有地区经济体对外政策的负面冲击。

(一) 债务风险持续蔓延，发展前景隐忧难解

首先，债务风险累积，波及范围甚广。债务高企是蔓延亚太主要经济体的一大挑战，痼疾难解。非金融部门、家庭和公共部门均债台高筑，且呈现出鲜明特点。

一是非金融部门债务占比偏高且分级明显。21世纪以来，美国非金融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不断爬升，2008年金融危机前达到169.4%的顶点，此后一路下滑，截至2019年第二季度该指标已降至150%。中国、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非金融部门债务占比虽有波动，但整体维持了上涨态势，截至2019年二季度分别攀升至209%、192.1%、172.8%和298.4%，从可得数据看，中国(内地、香港)已成为全球非金融部门债务情况最严重的经济体之一。日本和马来西亚、泰国等东盟国家非金融部门债务占比则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升至高点，此后基本呈现下滑态势，截至2019年二季度，日、马、泰该指标分别达到160.3%、135.9%和116.2%。可以看出，亚太地区非金融部门债务水平均处高位区间，中国、新加坡、韩国等经济体指标最高，美日发达国家次之，马、泰等东盟国家相对较低，呈现出明显的分级特征。(37)国际清算银行。

二是部分经济体家庭债务增速快、占比高。与欧洲地区相比，亚太地区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相对较低，处可控水平，但仍存在一定风险。一方面，家庭债务占比增速较快。如2014年中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仅为35.7%，到2019年第二季度，该指标已经飙升至54.6%。另一方面，家庭债务高企长期存在。如受低利率政策、楼市繁荣等因素影响，韩国高家庭债务问题持续已久，21世纪初即已超过50%，目前该指标业已攀升至92.9%。(38)国际清算银行。

三是公共债务水平分化明显。从可得数据看，美日发达经济体和新加坡等工业化国家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较高，截至2019年二季度分别达到96.3%、204.1%和115.3%；中国、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发展中国家则相对较低，尚未达到60%的警戒水平。(39)国际清算银行。

其次，债务高企将通过双重渠道制约亚太经济发展。

微观层面，过高债务将影响社会消费和企业投资，内需对增长的拉动作用将受抑制。在消费侧，家庭债务高企将拉低家庭消费能力和意愿，在亚太地区劳动工资水平增速缓慢、部分经济体调高消费税等不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私人消费对增长的刺激作用将受到限制。在生产侧，企业杠杆率过高将影响其偿债能力和信用评级，拉高融资成本，降低投资意愿。同时，企业债务高企对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也将产生不利影响。研究表明，非金融类企业债务在GDP中所占比重超过90%后，债务规模扩张将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进而阻碍经济增长。(40)谭小芬、李源：《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债务：现状、成因、风险与对策》，《国际经济评论》2018年第5期。亚太地区多数经济体的非金融类企业债务占比均超过100%，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超过200%，企业债务的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将更为明显。

宏观层面，政府债务过高将压缩政策空间、挤压私人投资。一方面，亚太地区经济增长放缓、下行压力增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结构性问题的累积，仅凭货币刺激政策难收效果，必须以财政政策为先导，开启结构性调整和改革。但包括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在内的经济体政府部门债务过高，其实施财政政策的空间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实证研究表明，政府债务和企业杠杆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即政府债务的增加将挤压企业可获取的信贷资源。这一现象在亚太地区甚为明显，其主要原因在于，亚太地区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居多，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债务融资是企业最重要的融资渠道，而公共债务的增加多由银行部门吸收，这将压缩企业可获取的信贷规模，影响社会投资。(41)车树林：《政府债务对企业杠杆的影响存在挤出效应吗？——来自中国的经验数据》，《国际金融研究》2019年第1期。

(二) 价值链重构与保护主义互相交织，区域生产脆弱性有所增强

价值链重构是内生性矛盾的必然结果，但当前亚太地区深陷保护主义的困境，为应对负面冲击，域内经济体被迫多方寻求出路，加快了价值链分散化的趋势，区域生产的脆弱性不断增强。

文章来源：《亚太经济》 网址: http://www.ytjjzz.cn/qikandaodu/2021/0223/54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