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照与交融论语言的经济社会学研究路向(4)

强弱连带的关系，对应到对语言的分析上，恰恰就是联系于语言的同质性和异质性，同种语言的交流自然顺畅，但是信息的重复性、重叠性也高(比如，通过同种语言获取信息的渠道本身就必然是重叠的)。当然，不同于强连带关系的是，通过同种语言传播的信息不一定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因为语言介质的优势反而有助于大规模传播。异质语言关系中的信息传播由于经过较长的语言距离，能够使信息丰富起来，更加异质，也可能更加有价值。

(二)“语言嵌入性”的概念构建

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研究范式除了格兰诺维特的网络视角外，还包括制度、文化与权力等视角，这方面的领军学者维维安娜·泽利泽尔和保罗·迪马吉奥等对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最有代表性。

泽利泽尔认为，新经济社会学中存在“社会结构绝对主义”的倾向，即把对所有问题的解释都归结为社会关系和网络。她指出，无论是在本特、格兰诺维特和怀特等人的社会网络研究中，还是在斯廷奇库姆宏观层面的比较性论述中，都是对经济生活理性主义的、结构化的解释，文化因素被摒弃在外。不过，泽利泽尔也不赞同“文化绝对主义”。她认为，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争论提供了对市场工具模型进行强力修正的可能，但是，还没有发展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替代模型。下一步，“为了刻画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应该在文化绝对主义和结构绝对主义之间寻找出一条中间理论路线”。

迪马吉奥等人则将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思想拓展到文化因素上。在他们看来，“结构嵌入”只是体现经济行为嵌入性的一个方面，还存在其他方面的嵌入性，比如“政治嵌入”说明经济行为总是置于特定的政治过程中；“认知嵌入”说明在人类思维过程中认知能力受到限制对经济行为而言是一个研究背景；他们更加强调的“文化嵌入”则是文化可以通过普遍承认的假设或者正式的规则系统中的信仰、意识形态来影响经济。简而言之，文化对经济理性进行了限定，对个体经济行为起约束和激励作用。迪马吉奥认为，文化可以影响经济行为，并且影响的方式是多样的，可以是建构性的，“比如通过影响行动者如何定义他们的利益来影响经济行为”，也可以是规制性的，“通过限制其对他们自己的行动选择来影响经济行为”，也就是说可以塑造群体配置资源的能力和目标。

在上述逻辑下，我们完全可以拓展性地提出“语言嵌入性”的概念。在文化社会学设定的语境中，语言与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也是认知符号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借鉴上述关于“文化嵌入性”和“认知嵌入性”的语义表达和理论阐述可以对“语言嵌入性”进行很自然的延伸。另外，语言可以多维度、多层面地影响经济社会行为，或者说认识和理解经济社会行为必须根植于特定的语言背景和情境。正如鲁宾斯坦所认为的那样，“决策者在进行选择之前，会进行有意识的思考，而他们通常要通过语言来思考。这样，决策者用以表达其偏好的语言就限制了他的偏好集。因此，决策者语言丰富程度上的一些局限，会对经济可实现的偏好集产生一定的限制”。这说明，其一，语言通过影响思考而定义选择目的，其是具有建构性的；其二，行动者偏好的语言也限制了其偏好集，因而语言是具有规制性的。这非常符合迪马吉奥等人所界定的“文化嵌入性”关键特征。另外，这也十分契合泽利泽尔的倡导，“语言嵌入性”的概念构建正是体现了远离“社会结构绝对主义”和“文化绝对主义”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文化绝对主义和结构绝对主义之间寻找出一条中间理论路线。

(三)语言网络的“结构洞”和桥接

“结构洞”理论是本特提出来的，旨在研究人际网络的结构形态，分析什么类型的网络结构能够给网络行动主体带来更多的利益或回报。所谓“结构洞”就是指社会网络中的空隙，即社会网络中某个或某些个体和有些个体发生直接联系，但与其他个体不发生直接联系，即无直接关系或关系间断，从网络整体看好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如果两者之间缺少直接的联系，而必须通过第三者才能形成联系，那么行动的第三者就在关系网络中占据了一个结构洞。本特认为，个人在网络中的位置比关系的强弱更为重要，其在网络中的位置决定了个人的信息、资源与权力。因此，不管关系强弱，如果存在结构洞，那么将没有直接联系的两个行动者联系起来的第三方拥有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这样就能够为自己提供更多的服务和回报。因此，个人或组织要想在竞争中保持优势，就必须建立广泛的联系，同时占据更多的结构洞，掌握更多信息。

文章来源：《亚太经济》 网址: http://www.ytjjzz.cn/qikandaodu/2021/0804/669.html